同文馆乃经曾袭侯纪泽等奏请，于同治元年成立，即附庸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最初只有英文法文。在乾隆年间，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有交涉，所以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，附属在理番院，因同文馆成立，也就归并了这边，共有三国文字。普法之战以后（即德法之战），德国日强，于是又添了德文，我入同文馆之初，还名曰布文，通称布国文字，布者布鲁斯也，后来称普鲁斯，后来才改写德文二字。甲午中日之战，日本已强，又添了日本文，彼时名曰东文馆。其所以名为东文馆者，有两种原因，说来也很可笑，一因甲午之战，官员们为堂堂中国同一小日本打仗，说起来丢人，意思是它不配与中国为敌，避免中日合称，而云中东之战，所以名曰东文，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，所以此名曰东文。其实都是鄙陋之见。馆是成立了，但招不到学生，因为风气未开，无人肯入，大家以为学了洋文，便是降了外国。在汉人一方面，政府无法控制，招学生太费事，於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，虽然是奉官调学生，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，所挑选者，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，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。因为这种的学生，向来功课成绩不好，八旗官学虽腐败，这种学生也站不住、或将被革，倘到同文馆，或者还可以混一个时期。这是最初招生的情形，而且还有一层，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，亲戚朋友对于本人，因为他是小孩，还没有什么鄙视，对于学生们的家庭，可就大瞧不起了，说他堕落，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，断绝来往。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，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，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，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。社会的思想，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，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，而且不敢入，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。因为不容易招学生，所以订立的章程，对于学生有极优的待遇。初进馆，便每一个学生每月给三两银子的膏火，这个数字就等于旗门子弟的一份马甲钱粮，旗门中的子弟，靠念书吃饭的固然也有，如中举人进士等等，但是千不挑一。平常所希望者，就是成年之后，靠着拉弓射箭，挑一份钱粮，就是入营当兵之义，每月有一担米之外，还有三两银子，这是旗门中唯一的希望。于是同文馆想以利诱，入了同文馆，就等于挑上钱粮，以为如此一来，则大家一定都是愿来的了，其实还没有人愿来，于是把每月膏火逐渐增加，初进馆每月三两，学一二年之后，洋文有成绩者，则增至六两，再过一期增为八两，后增为十二两。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，这个数字是很大的，一个翰林，给中堂尚书家教读，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。学生得到八两银子，便不完全是学生了，就得帮助教新来的学生，但自己仍须接着学习，最高得到十五两，那就完全是副教习，自己不再学习了。以上这种待遇，已经很优了，可是还有特别的。馆中的章程是三年一次大考，不过不满三年的学生，不准与考。考试最优者，可以保举为部司务，再三年如果考的再优，则可保举为主事。主事已经是六品官员，而且科举中了进士，前二十几名为翰林，其次就为主事，分与各部当差，从此就是国家的命官，一个未出学校门的学生，登时就变成国家的官员，请看这待学生还要多优？不但此，入馆学几年稍有根底后，驻各国的使臣，还要以奏调充当翻译官，待遇更优，且也有保举。
兹再谈谈前后馆的课，功后馆与外边的私塾一点分别也没有，只是读四书，也间有读经书的，写大小楷，讲书，五天作一回文章，最初仍是八股。光绪戊戌年，才改作论文，此外一切科学都没有。就是上边所说的功课，也是应酬故事，毫不认真。兹再谈谈教洋文及科学的情形，五馆的洋文教习，倒都是各该国的人，但可以说没有一个够学者二字的。中国自与外国定约通商后，所有的货物，当然是上税的，可是彼时中国人，不懂得怎样抽税法，又因协定的关系，不得不用洋人管理这件事情，彼时正是英国强盛的时代，于是这个差使就被英国人抓到手了，派了他国中一个人名叫赫德，这个机关附属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（简称为总理衙门），算是衙门中的一司，名曰税务司。赫德之职，在衙门中不过是一个司长，可是他的权力可大的很，所有海关人员，都归他任免，办事者是各国人都有，各国对此争夺的也很厉害，无论何国人到了中国，便由他本国的公使，介绍给税务司，求派差使。这些人刚至中国，当然不懂的中国话及文字，如此则暂不能在海关中担任职务，于是凡有由外国新到人员，都是先派到同文馆充当教习，他们被派到同文馆，外面是来教洋文，事实是为他们自己学习中国话，在当教习的期间，自己在外边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言语，学得够用之后，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，这几乎是定例。至于馆中的功课，他并不十分注意，而且他走的时候，并不告知总理衙门，只告知总税务司，由总税务司再通知总理衙门，说起来衙门对这些教习，可以说是没有任免权。旧教习离开时，对于后任不许推荐，由外国新到人员，亦不许直接来谋教习之职，必须由总税务司推荐，所以每逢一位教习离职，总理衙门就得通知总税务司，请其介绍新人，倘其时恰巧没有由外国新到之人，则馆中就得等几天，不过时期也不会太久就是了。
总理衙门彼时在北京是极新的衙门，对于储备人才的同文馆，为什么这样的放任，使它这样的腐败呢？一是总理衙门中的官员，没有一个会洋文的，最初曾纪泽他们一二人，当然都懂，后来就不见了，一直到光绪中叶，才有会洋文的人员，然也稀松的很，故对于同文馆学生成绩如何，没有人能知道，没有人能稽查，也没有人肯过问。二是中国人夙来自大，没有人肯学外国文字或语言。中国政界的意思，是外国人来到中国，都应该说中国话，何况同政府办公事呢？按这种思想并不错，但是自己也应该会才对呀！但绝对没有人会，他们的思想是，外国人不懂中国话，他们便应该自己预备翻译人员，倘没有会中国话的人，就不必来交涉事情，堂堂中国政府，不能给他们代备这种人才，因自己国家的威严体面的关系，自己也不能设翻译人员。因为这种思想，所以从前与外国交涉的公事，无论来往都是用汉文，后来外国人强硬，来的公事才用汉文洋文两种，而我们去的公事，则仍只是用汉文。又过了一个时期，外国越强横了，倘来往公事有文字的争执，须以洋文为主，以上是关于文字的。再者衙门中当然常有与外国人当面商议的事情，外国使臣多懂中国话，而中国官员都不懂外国话，每逢会议，衙门大臣说完一段话时，该公使已经懂得很清，但仍由翻译官翻成洋文，这是体制，可是外国占了大便宜了，因为公使听到中国官员说的一套话，他早明了话中的意思，于翻译官再翻译的时候，他早斟酌了回答之语，及翻译官翻完，他二人再一斟酌，因为他有预先思索的机会，回答的言词，可以斟酌较妥，而他们两人为斟酌所说的话，中国官员又一字不懂，他译成中国话传回来之后，中国官员就得立刻回答，就是临时斟酌也不能太久，总而言之，没有考虑的余地，于是交涉事件，往往因此吃亏，这才感觉到自己也应该预备翻译人员。以上所谈，乃是光绪中叶以前的情形，到了甲午中日一战之后，风气稍开，自然就好了不少。请想彼时政府的官员，都不过是那样知识，他们怎能重视同文馆的事务及功课呢。当同文馆创立之初，是因为曾纪泽他们奏请，又因他们是出使过外国的人员。所以对于他们的奏请，不好意思不准，只好创设，但终以为无关重要，也没有人来稽查，所以办的阔绰是阔绰极了，而腐败也腐败极了。自同治二年开始授课，到了光绪十年，已实在有二十年的工夫，馆中的学生，不必说造就出来了什么样的人才，总之连一个会洋文的人也没有，腐败到这样的程度，不但是笑话，简直是怪事了。以上这段话，并不是造谣言，也不是菲薄我们的同文馆。在光绪八、九年间有军机处给总理衙门的一件公文，这篇公文，现尚在我家中保存着，是因为在西北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，需要会俄文的翻译人员，当然是由储备翻译人才的同文馆中去找，由总理衙门检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，其中有一个人学过十三年之久的俄文，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，及一考试，其中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的上来，其余最多者，不过认识一半，军机处大怒，给总理衙门及同文馆来了这一件公文，把他们大申饬了一顿，其中有下边的几句话说，学洋文十余年之久，竟连字母都不认识，殊属不成事体云云。其实不但俄文馆如此，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，彼时尚无德文及日本文。总理衙门经此次被申饬以后，当然很难过，才提议设法整顿，以后才稍稍有点起色，然仍未能按时上课。
馆中汉文教习，洋文教习，以至总理衙门对馆中的情形，已如上述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学生怎么会用功呢？再说当初都是硬要来的学生，都是强打着鸭子上架，他们不但不用功，有许多都是偶尔来一趟，再则是到月终来支一次膏火银，别的时候，凡来者不是为上课，多半是约几个朋友来吃饭谈谈天，几乎等于吃饭馆，这些学生，十之七八就没看见过洋教习面目是怎么个样子，何况学洋文呢？则学十年八年，不认识字母，也是平常事体。以上所说乃是不住馆的学生，还有住馆的学生，这种多是十几岁的小孩，他们所以住馆，有两种意思，一是为省家中费用，二是家离同文馆太远，住馆省得来回跑，且路太远，小儿走路，家中也不放心，所以住馆，这些学生同样的也是不用功，间乎有稍微用功者，也只是对于汉文，因为他们入馆之初，家长都有嘱咐，其嘱咐的意义，也大致相同，大约是此次入外国学堂，乃是被迫不得已，入是非入不可，但能够不学，还是不学，好在馆中也有汉文，对于汉文多多用点功就是了。家长都是这样的教育，哪一个小孩还肯用功呢？不用功的人，吃了饭出去玩玩，回来吃饭睡觉，用功的也就是读几本书，写两篇大楷小楷而已。上洋文课者乃绝对少数，就是上课，也就是同洋人说说闲话谈谈天，洋人借着他们，练习练习中国话，于学生毫无益处，于教师之学习中国话则帮助很多。
同文馆虽为总理衙门附设的机构，但不直接管理，只派两个司官，员外或主事提调此事，他们的官衔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员外郎兼提调同文馆事务，简言之曰同文馆提调官，这是一个很肥的缺，除洋文教务的事，归总教习管理外，其余一切事务，都归他管。购买一切东西，固然都有回扣，但大宗的进款，则在厨房，开饭的预算，是按馆中共总有多少学生，就归此数开饭，六个人一桌，每桌菜饭，合银六两。彼时六两银子一桌菜，已经可以有整盘整碗的燕窝鱼翅，而学生吃的菜，在平常说是很阔了，然亦不过鱼肉，鸡鸭便很少见，彼时的物价，那样的菜，有二两银子便足，只按菜价，利钱已经很大，而每日开多少桌，还有虚帐。最初学生，不过百余人，后乃增至三四百个人，六个人一桌，最初每顿饭开二十桌，后增至五十桌，可是常吃饭的学生绝对到不了一半，尤其是星期六及星期日，各学生都回家，吃饭者不过几个人，而他也照样开帐，每顿二十桌或五十桌，大家给厨子算帐，平均每天有四个元宝的进项，这笔款当然有一部份给提调，而得钱最多的还是厨子，包办此事的厨子头姓于，人称于八，自己捐的候补道台，给他儿子捐的郎中。请看这种腐败的程度，还要到什么样子？世界上无论何国，恐怕是不会有的。
（选自《齐如山回忆录》，1998年1月新1版，中国戏剧出版社。）
